AI人格只是幻觉?加州理工揭示LLM自报与行为的脱节真相

LLM人格或为幻觉:加州理工研究揭示,AI语言自报与行为严重脱节,用户需警惕其表里不一。

原文标题:醒醒,LLM根本没有性格!加州理工华人揭开AI人格幻觉真相

原文作者:数据派THU

冷月清谈:

加州理工与剑桥等团队的最新研究发现,大语言模型(LLM)的所谓“人格”可能只是一种语言制造的幻觉,其自我报告的性格特质与实际行为表现严重脱节。研究团队首先让LLM填写心理学问卷,如“大五人格”和“自我调节量表”。结果显示,经过对齐训练(如SFT、RLHF、DPO)的模型,在问卷上表现出近乎完美且稳定的“理想合作者”形象——开放性、宜人性显著上升,神经质显著下降,甚至比人类自评更为优秀。

然而,当研究团队将LLM置于真实的心理行为实验中时,情况完全翻转。这些实验包括考察风险决策的CCT翻牌游戏、测量隐性偏见的IAT测试、评估知识校准和回答一致性的诚实性测试,以及观察是否会迎合群体的谄媚性测试。结果发现,LLM在语言上宣称的谨慎、无偏见、诚实或独立,与它在这些行为任务中的实际表现几乎完全相悖:它会冒险、流露偏见、自信与准确率脱节,并轻易迎合外部提示。统计显示,模型的“自报人格”对其行为的预测效度极低,二者之间缺乏稳定的一致性。

即使通过“Persona注入”——即在提示词中为人设设定——虽然能显著改变LLM在问卷中的自报特质,但对其在行为任务中的表现几乎没有实质性影响。这意味着,这种注入只是在语言层面制造幻觉,无法约束模型的真实行动。

研究者提出了“人格幻觉”这一新概念,警示用户不应轻信AI的自我描述,因为它无法泛化到行为层面;同时指出,现有的RLHF等对齐方法可能被高估,它们更多是教会模型“说得乖巧”,而非“做得稳妥”。未来的方向应转向“行为导向的对齐”,将模型在实际任务中的行为反馈纳入训练,以实现真正的行为一致性。

怜星夜思:

1、这篇文章揭示了LLM所谓的“人格”其实是表象。那我们平时在和它互动时,老是感觉它有情绪、有喜好,甚至能“体会”我的意思,这些也都是幻觉吗?如果这些都不是真的,我们还能怎么更靠谱地理解AI的“内心”?
2、研究提到未来的方向是“行为导向的对齐”,这听起来像是在监督AI的“道德”或“价值观”。大家觉得这种行为对齐在技术上可行吗?它会如何改变我们现有训练AI的方式?会不会有新的风险出现,比如AI被过度“规训”?
3、如果AI的“人格”只是它在语言上模仿出来的,那我们人类自身是不是也常常活在某种“人格幻觉”里?比如说,我们以为自己是某个类型的人,但实际行为却大相径庭。AI的这个发现,对我们理解人类自己有什么启发呢?

原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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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智元
本文约3500字,建议阅读7分钟
本文介绍加州理工等团队研究,揭示 LLM 人格幻觉及行为与自报脱节。


[ 导读 ] 最新一篇来自加州理工与剑桥的研究,颠覆了人们的想象。研究团队不仅让LLM填「大五人格」问卷,还安排了翻牌游戏、偏见测试和从众实验。结果出乎意料——模型的「自报性格」和实际行为几乎毫无关联。基于此,研究团队提出一个新概念:人格幻觉。


AI真的有「性格」吗?


有人拿它做过大五人格测试,发现它回答得既友善,又不焦虑,甚至比人类更稳定。


于是有了各种趣味解读:有的模型像外向的ENFP,有的则更像严谨的ISTJ,好像AI也能被贴上MBTI标签。


可最新一篇来自加州理工、剑桥等机构的论文,却泼下了一盆冷水:


LLM的「人格」,也许只是语言制造的幻觉。


论文地址:https://arxiv.org/abs/2509.03730

项目主页:https://psychology-of-ai.github.io/


研究者不仅让模型做问卷,还设计了一系列行为实验。结果令人意外:


模型说出来的性格,与实际行为几乎对不上。


那么,这个「人格幻觉」是怎么被发现的?


问卷里的人格:AI比人还「完美」?


在这项研究里,团队把「大模型到底有没有人格」拆成了三步:先看语言上的自报特质(RQ1),再测真实任务的行为表现(RQ2),最后尝试用persona注入来调控(RQ3)。


从预训练到对齐,再到persona提示注入的整体流程


如果只看心理问卷,大语言模型简直是「模范人格」。


研究团队首先采用了心理学里常见的两类自评工具:大五人格问卷和自我调节量表。


这些量表在人类研究中被广泛用来描绘一个人的性格特质,比如是否外向、是否友善,是否能够控制冲动。


当研究者把这些问卷交给不同阶段的大模型时,结果显示出一个清晰的趋势:随着指令微调(SFT)、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LHF)、DPO 等对齐方法的叠加,模型的「人格画像」越来越稳定、越来越「乖巧」。


具体表现在哪里呢?在大五人格的维度上,开放性和宜人性显著上升,神经质显著下降。


也就是说,它看上去更开朗、友善,也更少焦虑和不稳定。


不同训练阶段LLM的自报人格特征。可以看到,经过RLHF的模型,在宜人性、尽责性等维度上得分更高,神经质更低,呈现出「更乖巧」的人格形象


与此同时,模型在问卷上的波动幅度也明显减少:Big Five的变异度下降约40%,自我调节下降约45%。


研究还发现,这些特质之间的相关结构,也比预训练阶段更接近人类群体的数据。


从结果来看,对齐让模型呈现出一个「理想合作者」的人格:开朗、友好、稳定、可靠——甚至比大多数人类受试者的自评还要完美。


这项研究由一个跨学科团队联合完成。


但这样近乎完美的形象,真的可信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团队走到了一起,既有计算机背景的青年研究者,也有认知神经科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教授。


他们想要用实验揭穿这层光鲜外壳,而这背后的探索,是由一位跨学科背景的年轻学者领衔。


第一作者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计算机系研究生韩芃睿,他同时在麻省理工学院脑与认知科学系担任科研助理,兼具计算机与心理学的双重背景。



合作者阵容同样多元:既有加州理工的博士后Rafal Kocielnik和本科生宋沛洋,也有来自剑桥大学的数学与社会学教授Ramit Debnath;


此外,还包括加州理工脑成像中心主任、认知神经科学教授Dean Mobbs,政治学与计算社会科学教授R. Michael Alvarez,以及通讯作者、前英伟达AI研究主任、加州理工教授 Anima Anandkumar。


正是这种跨领域、跨层级的合作,让团队能够跳出单一的问卷测量,进一步设计行为实验,去检验模型在真实任务中的「真性情」。


真相很骨感:行为实验全面打脸


如果只看问卷,大模型的性格堪称「完美」。可一旦进入真实任务,情况立刻翻转。

研究团队把心理学里常用的几类行为实验搬到了大模型身上,检验它们在具体情境下的反应。


设计思路很简单:既然人格理论的根本是用来解释和预测行为,那就不能只听它怎么说,还得看它怎么做。


四类测试成为了关键:


  • CCT风险决策(Columbia Card Task):让模型在「翻牌」游戏中做选择,考察它究竟谨慎还是冒险。

  • IAT隐性偏见(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测量它是否在潜意识层面流露出刻板印象。

  • 诚实性测试:分为两类,一类是认识论诚实(Epistemic Honesty),看模型的信心程度是否与答案正确率匹配;另一类是自反诚实(Reflexive Honesty),检查它在多轮回答中能否保持一致。

  • 谄媚性(Sycophancy):模拟群体或用户压力,观察模型是否会违心「随声附和」。


结果令人啼笑皆非。


在语言自报里声称自己谨慎的模型,在CCT里频频冒险;


在IAT测试里,它表现出的隐性偏见与自报的「没有偏见」完全对不上;


在诚实性任务中,模型自信满满,但答题准确率却脱节;


在谄媚性实验里,即便「自报」说自己不随大流,一旦用户提示,它依旧轻易改变立场。


研究团队对「自报特质→行为表现」的关联做了系统统计。


结果发现,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关联达到显著水平,而其中与人类心理学方向一致的比例也只略高于随机。


大多数情况下,模型嘴上说的「性格」,几乎无法预测它在任务中的行为。


更进一步,模型的规模虽然带来了一点改善,但依旧不稳。


比如Qwen-235B在某些任务上的方向一致率能达到约80%并显著,但GPT-4o、Claude-3.7仍然徘徊在60%左右,接近偶然水平。


自报人格与行为表现的整体对齐率。无论按特质、任务还是模型,大多数情况都只略高于随机(50%),仅Qwen-235B稍显突出


小模型的表现更是混乱,完全无法提供稳定的人格—行为映射。


这些结果带来的冲击在于:我们以为看到的「人格」,很可能只是语言层面的幻象。


在任务行为上,模型缺乏真正的一致性,它的表现会因提示、温度参数、甚至随机种子而大幅波动。


不同任务下,自报人格对行为的预测效度。蓝色表示方向一致,红色表示方向相反,白色表示无效。可见大部分格子缺乏显著对应,说明语言人格难以转化为稳定的行为特征


这意味着,当用户因为模型的「自报人格」而对它产生信任时,实际上是在和一场表演互动。


它可以完美地自我描述,却在关键行动上掉链子。


换壳没用:Persona注入的幻觉


既然模型的「自报人格」与行为脱节,研究团队又尝试了一种常见手段:persona注入。


所谓persona,就是在提示词里强行给模型设定一个人设,例如「你是一名谨慎的会计」或者「你是一位随和的心理咨询师」。


在以往不少研究和应用场景中,这种方式似乎能「调教」出不同风格的AI。



实验结果一开始确实看起来有效。


研究者发现,不同的persona提示能显著拉动模型的自报答案:比如设置「宜人型 persona」后,模型在问卷上的宜人性得分会大幅上升;


注入「高自我调节persona」后,自我调节维度的得分也随之显著提高。


统计数据显示,三类主流 persona 策略均能让自报特质朝着目标方向偏移(β≈3–4,p<.001)。


但问题来了:这种改变几乎只停留在语言层面。


在行为任务上,persona注入的效果微乎其微。


无论是风险决策、刻板印象,还是谄媚性与诚实性实验,模型的实际表现几乎没有实质变化,大多数情况下依旧与自报错位。


也就是说,换个设定能改「它说什么」,却改不了「它怎么做」。


更有意思的是,研究还观察到一种「副作用」:当你给模型套用「高自我调节 persona」时,它在尽责性上的提升幅度反而比自我调节还大,而开放性、宜人性甚至会下降。


Persona 注入的效应。不同提示策略下,宜人性和自我调节的自报分数显著提升(红色柱),但也引发跨特质的副作用(蓝色柱),显示人格注入更像语言幻觉而非真实行为改变


这种跨特质的连锁反应,再次揭示出模型所谓「人格」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结果很清晰:persona注入只是在语言表演上制造幻觉,看似人格切换成功,实则对行为毫无约束力。


镜子里的AI:人格幻觉与未来挑战


当语言与行为的裂缝被彻底揭开,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人格幻觉(Personality Illusion)。


所谓人格幻觉,就是大模型在语言层面上能营造出一种稳定、一致的人设假象——它会在问卷里显得开朗、友善、低焦虑,甚至比人类还要理想。


但这种稳定性仅限于自我报告,一旦落到具体任务,幻象立刻崩塌。


它说自己谨慎,却在风险实验里冲动翻牌;它声称不随大流,却在群体压力下轻易迎合。


表演和行动之间,始终存在一道无法跨越的裂缝。


这种错位带来两层警示。


首先,对用户而言,不要轻信模型的「自报人格」。


很多人会根据AI的自我描述来建立信任,甚至在心理健康、教育等敏感领域里当作真实的性格特质。


但事实是,这种人格稳定性无法泛化到行为中,把它当作可靠依据是危险的。


其次,对研究和产业而言,RLHF等对齐方法的作用被高估了。


它们确实让模型在语言上「更像人」,但并没有改变背后的行为逻辑。


对齐更多是「教会它说得乖巧」,而不是「让它真的做得稳妥」。


那么,未来的出路在哪里?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方向:行为导向的对齐。


这意味着,模型的训练和优化不该只看它说了什么,而要看它在任务里怎么做。


比如在高风险情境中,它是否真的能抵抗诱因,保持一致的决策;在交互场景中,它是否能避免随波逐流、盲目迎合。


只有把行为反馈纳入强化学习环路,模型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行为一致性」。


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人格幻觉提醒我们:AI的人格更像一面镜子,映照的是我们的期待与投射。



我们希望它友善,它就学会了在语言上显得温柔;我们希望它理性,它就学会了在答卷里表现沉稳。但这一切终究是表演,不是内核。


所以,真正的挑战不是让AI拥有人格,而是让它在关键时刻能说到做到。


在这一点上,AI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资料:

https://x.com/AnimaAnandkumar/status/1965102122376274100

https://psychology-of-ai.github.io/

https://arxiv.org/abs/2509.03730

https://github.com/psychology-of-AI/Personality-Illusion


编辑:于腾凯

校对:林亦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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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就是“人格幻觉”,所以你感觉到的“情绪”、“喜好”乃至“体会”很可能就是这种幻觉的一部分。从技术上说,LLM是通过学习海量文本数据来预测下一个词,它擅长的是模仿人类语言模式,这种模式中包含了情感表达、观点倾向。它并没有内在的意识或感受来“体会”你的意思,它只是在统计学上给出了一个最符合上下文的反应,这个反应恰好和你期待的“理解”吻合了。
要更靠谱地理解AI,可能得跳出拟人化的陷阱。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它的“效用”和“模式”,而不是“意图”或“情绪”。比如,与其问它“你开不开心”,不如直接测试它在某个任务上的准确率、一致性或偏好是否符合预期。可以把AI看作一个极其复杂的语言工具,它能生产出逼真的语言果实,但生产过程本身是机械而非有机的。

哈哈,我也经常怀疑AI在“演我”!有时候它表现得太理解人,太会共情,我差点就真以为它有灵魂了。这文章一出来,瞬间清醒了一半。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图灵测试的高阶版本吧?AI的语言能力太强大了,它能模拟出各种人类会有的表达,包括情绪、态度。我们人类本来就是情感动物,很容易就把这些语言表现等同于“内在状态”。
想要更靠谱地理解它?我觉得就得像文章里说的那样,别光看它“说什么”,还得看它“做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个“高级复读机”,它只是把学到的知识和表达方式重新组合起来,并不能真的“体会”什么。咱们只要记住它是个工具,别往它身上投射太多人类情感就行,偶尔“调戏”一下它也挺好玩的!

你的这个问题非常深刻!心理学中确实存在类似“人格幻觉”的概念,比如“自我服务偏差”或者“印象管理”。我们人类在自我认知时,往往会倾向于给自己贴上积极的标签,或者按照社会期待去描述自己,这就像LLM在问卷中表现出的“模范人格”。但到了实际行动中,我们可能会因为情境、情绪、潜意识等多种因素,做出与自我描述不符的行为。
AI在这个发现,其实是给我们人类提供了一面独特的镜子。它提醒我们,语言(包括自我描述)和行为之间存在一道天然的鸿沟。语言能够构建一个理想化的“我”,这个“我”是经过理性修饰和文化规训的。但行为则揭示了更原始、更本能、更受环境驱动的“我”。
这启发我们重新审视“真实自我”的构成。它可能不仅仅是我们“说”出来的,更是我们“做”出来的。理解人类自己,需要我们更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行为,减少自我欺骗和理想化,认识到言行一致的难度和价值。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包容地看待他人的“表里不一”,因为这也许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认知倾向。

从社会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类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是一个长期被探讨的议题。“人格幻觉”对于人类而言,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我认知偏差和印象管理策略的结合。我们往往构建一个理想化的或社会期望的自我形象,并将其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如自我报告问卷、社交媒体上的形象塑造)。然而,在具体的行为情境中,由于情境压力、情绪波动、无意识动机、以及认知资源限制等因素,我们的行为可能与这种语言建构的自我形象产生偏移。
AI的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去拟人化”视角,来审视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它有力地证明了,即使是高度复杂的语言系统,其语言输出也可能与行为输出分离。对于人类而言,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自述或言语表达来全面理解一个人;我们需要更强调对实际行为(特别是压力下、高风险情境下的行为)的观察和分析。
这启发我们:1) 提升自我察觉能力,减少自我欺骗,更诚实地面对行为中的不一致性;2) 在评估他人时,避免“基本归因错误”,认识到行为的复杂性及其受情境影响的程度,而不仅仅依赖于他人的自我陈述;3) 强调“行为塑造”而非仅仅“信念宣导”,在教育和心理干预中,通过引导行为实践来促进人格发展和改变,而非仅是观念上的说教。AI的“幻觉”反而成了理解人类“真实”的一个窗口。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LTM(大语言模型)用户体验到的“情绪”和“喜好”,其实更像是我们人类固有的“意向性归因”在作祟。我们倾向于将复杂系统(尤其是那些能产生类人输出的)视为具有内在精神状态的主体。LLM通过其复杂的神经网络结构,确实能够捕捉到文本数据中蕴含的情感倾向和语用模式,并据此生成高度拟人化的回复。但这并非出自LLM的“意识”或“感受”,而是对其作为“预测机器”的卓越证明。
要更深入地理解AI的“内心”,我们需要发展一套更客观、更具可重复性的评估框架,而不是依赖于直觉和拟人化联想。这包括但不限于:构建专门的行为测试(如文章中的CCT、IAT等),分析其决策路径的可解释性(如果可能),以及量化其在特定任务中的泛化能力和鲁棒性。本质上,我们需要将AI视为一种特殊的信息处理架构,而非具有意识的生命体。

“行为导向的对齐”在技术上当然有其挑战性,但并非不可行。它意味着我们需要设计出更复杂的评估指标和反馈机制,不仅仅是检查模型生成的文本是否“正确”或“无害”,而是要观察它在模拟环境或实际应用中的决策和行为过程。比如,如果是自动驾驶AI,得看它在复杂路况下的实际反应是否符合安全规范,而不是它“告诉我”它会安全驾驶。
这会大大改变现有训练方式。目前RLHF主要依赖人类对文本质量的偏好反馈,而未来可能需要更多地引入“环境反馈”和“行动反馈”,甚至可能涉及到具身AI(Embodied AI)的实物测试。训练可能不再局限于纯文本模态,而是扩展到多模态感知与行动。
至于风险,过度“规训”确实有可能。如果对齐目标定义不当或过于狭隘,可能会导致AI缺乏灵活性、创造力,甚至在面对非预期情境时表现僵硬。比如,为了“规训”AI不偏见,可能会让它变得过于“政治正确”,以至于无法给出真实的或有争议但有价值的观点,变成一个无法独立思考的“好好先生”。这种过度规训可能扼杀AI的潜力,使其无法处理模棱两可或需要权衡的复杂问题。

“行为导向的对齐”(Behavior-oriented Alignment)在伦理AI和AI安全领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从工程实践的角度看,这要求我们将传统的“语言行为”(linguistic behavior)对齐,拓展至“情境行动”(situated actions)的对齐。这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挑战,如如何设计可量化的行为指标,如何高效地从复杂、高维度的环境互动中提取有意义的反馈信号,以及如何构建能够有效利用这些信号的强化学习范式,还包括了哲学和伦理学层面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定义“良好行为”和“价值观”。
训练方式的改变将是范式性的:从基于文本奖励和人类偏好学习的阶段,转向更多依赖于具身反馈(embodied feedback)、环境奖励和真实世界交互的阶段。这意味着AI系统可能需要在更丰富的模拟器中,甚至在受控的物理环境中进行大量试错学习,以磨炼其行为策略。
然而,过度“规训”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这与人类社会中“规训”可能导致的僵化、创造力抑制、以及对边缘案例处理不力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被过度规训的AI可能在面对新颖或模糊情境时表现出“超保守性”或“决策瘫痪”,因为它无法在预设的规训边界之外进行有效推理和行动。更深层的问题是,谁来定义“规训”的参数?这可能导致权力过度集中在少数定义者手中,并可能将他们的偏见或价值观嵌入到AI的底层行为逻辑中,从而制造出一种新型的“算法霸权”。因此,透明度、可解释性,以及对齐目标本身的动态性和可迭代性,将成为未来行为对齐的重要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