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物种起源》诞生思想史，达尔文前瞻者云集，集大成。
原文标题：新书上市 | 都听过开启了一个时代的《物种起源》，可你真的明白它讲的是什么吗？
原文作者：图灵编辑部
冷月清谈：
怜星夜思：
2、进化论提出后，对社会、哲学甚至宗教都产生了巨大冲击。你觉得在现代社会，进化论的哪些方面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思维？除了生物学，它还在哪些领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进化”？
3、文章里提到了像拉马克那样，认为器官会因“用进废退”而变化的观点。虽然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更被接受，但你觉得拉马克的“用进废退”思想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比如个体学习或文化传承中，有没有一些“合理”的比喻或者适用性？
原文内容
19世纪30年代，达尔文乘“贝格尔”号（即“小猎犬”号）舰进行了历时5年的环球航行，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采集和观察，并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在本书中，达尔文首次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证明物种的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方式实现的。
在本书中，达尔文以无以数计的翔实资料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了“遗传”、“变异”、“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等观点。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进化论被恩格斯誉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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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简要回顾一下关于物种起源问题的历史观点演变过程。
直到最近，大多数博物学家仍然认为物种是不变的，各个物种都是分别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曾被许多学者有力地支持过。另一方面，也有少数博物学家认为物种会发生变化，现存的生命形式是由先前存在的生命形式通过真正的生殖而逐渐演变而来的。
撇开古典作家对此问题的零星提及不谈，现代第一个以科学精神探讨这一问题的作者是布丰。但由于布丰在不同时期的观点变化很大，而且他并未深入探讨物种转变的原因或机制，因此我在此无须详细讨论他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物理学》（第二卷，第八章，第二节）中指出，雨水并非为了使谷物生长而降落，也不是为了毁坏农夫在户外脱粒的谷物而降落。
他将同样的论证应用于生物体的构造，并补充道（以下译文由首先向我指出此段落的克莱尔·格雷斯先生所译）：“那么，身体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不能仅仅是自然界中的偶然结果呢？例如牙齿的生长出于必然性，前齿尖锐适合切割，臼齿平坦适合咀嚼食物；它们并非为了这些用途而被创造，而只是偶然的结果。其他看似适应特定目的的身体部分也是如此。因此，凡是整体各部分恰巧如同为某种目的而创造的一样，这些部分便被保留下来，因为它们恰好由内在的自发性构成；而那些未能如此构成的部分，则已经灭亡并仍在灭亡。”
我们在此可以看到自然选择原理的雏形，但亚里士多德对这一原理的理解是多么有限，从他对牙齿形成的评论中便可见一斑。
拉马克是第一个因其关于物种起源的观点而引起广泛关注的人。
这位著名的博物学家最早于 1801 年发表了他的见解，随后在 1809 年出版的《动物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中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大幅扩展，并在 1815 年 出 版 的《无 脊 椎 动 物 自 然 史 》（Hist. Nat. des Animaux sans Vertébres）的导言中再次阐述了他的理论。
动物图绘
在这些著作中，他坚持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都是由其他物种演变而来的。他首先做出了卓越贡献，唤起人们注意到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一切变化都可能是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而非神迹的干预。
拉马克之所以得出物种逐渐变化的结论，似乎主要是因为他发现物种与变种之间的界限难以明确区分，某些生物类群的形态呈现出几乎完美的渐变序列，以及家养生物的类比现象。
至于物种变化的机制，他认为一部分原因在于外界物理环境条件的直接作用，一部分在于已有形态之间的杂交，而更大程度上则归因于器官的使用与废用，即习惯所产生的效果。他似乎将自然界中所有精妙的适应现象都归结于这种习惯的作用，例如长颈鹿的长颈是为了能够取食树枝上的叶子。
但他同时也相信存在一种生物逐渐进步发展的规律。由于所有生命形式都倾向于进步，为了解释当今仍然存在简单生命形式的现象，他主张这些简单的生物形式至今仍在不断地自发产生。
关于拉马克首次发表观点的日期，我参考了伊西多尔·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在其 1859 年出版的《自然史通论》（Hist. Nat. Générale, 第 405 页）中对该问题的详尽论述。这部著作也充分介绍了布丰在同一问题上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我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博士早在 1794 年出版的《动物学》（Zoonomia, 第一卷，500—510 页）中，就已在很大程度上预见了拉马克的观点及其错误的推论依据。
此外，根据伊西多尔·若弗鲁瓦的记载，毫无疑问，歌德也是类似观点的坚定支持者，这一点在他于 1794 至 1795 年撰写、但很久之后才出版的一部著作的导言中有所体现。歌德曾明确指出（参见卡尔·梅丁博士所著《作为博物学家的歌德》（Goethe als Naturforscher）, 第 34 页），未来博物学家需要探讨的问题将是，例如牛的角是如何产生的，而不是它们有什么用途。
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观点几乎同时在不同地区独立出现：德国的歌德、英国的达尔文博士以及法国的若弗鲁瓦·圣伊莱尔（我们马上就会提到），都在 1794 至 1795 年间得出了关于物种起源的相似结论，这种巧合颇为奇特。
根据若弗鲁瓦·圣伊莱尔之子所著的传记记载，若弗鲁瓦早在1795 年就怀疑我们所谓物种可能只是同一类型的不同退化形式。但直到 1828 年，他才公开发表了自己的信念，即生物的形态并非自万物起源以来就一直保持不变。若弗鲁瓦似乎主要将物种变化归因于生活环境的条件，即所谓周围世界。他在推导结论时非常谨慎，并不认为现存的物种如今仍在发生变化。正如他的儿子所补充的：“因此，这完全是一个留待未来解决的问题，即使未来真的能够解决它。”
1813 年，威尔斯博士在皇家学会宣读了一篇题为《一名白人女性，其部分皮肤类似黑人的情况》的论文，但这篇文章直到 1818 年才随他著名的《论露水与单视的两篇论文》一同发表。在这篇论文中，他明确提出了自然选择的原理，这是迄今所知最早对这一原理的明确表述。
然而，他仅将这一原理应用于人类种族，并且只涉及某些特定的性状。他指出，黑人和混血人种对某些热带疾病具有免疫力，并进一步观察到：首先，所有动物都倾向于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异；其次，农民通过选择来改良家养动物。
他接着补充道：“在后一种情况下通过人工所做的事情，在人类变种的形成过程中似乎也同样有效，只是速度更为缓慢。这些变种适应了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在非洲中部地区最初稀少而分散的人群中，偶然出现的某些变种会比其他人更能抵抗当地的疾病。
因此，这一群体会逐渐繁衍壮大，而其他群体则会减少，不仅因为他们无法抵抗疾病的侵袭，也因为他们无法与更强健的邻居竞争。根据前述理由，我认为这种强健的种族肤色必然是深色的。由于变异的倾向持续存在，随着时间推移，会出现肤色越来越深的种族；而最深色的种族最适合当地气候，最终会成为该地区最普遍甚至唯一的种族。”随后，他又将同样的观点推广到寒冷气候中的白人群体。我感谢美国的罗利先生通过布雷斯先生提醒我注意到威尔斯博士的上述论述。
1822 年，后来成为曼彻斯特教长的赫伯特牧师在《园艺学会会刊》第四卷以及他 1837 年出版的《石蒜科植物》（Amaryllidaceæ，第 19、339 页）中明确指出：“园艺实验已无可辩驳地证明，植物物种不过是更高级、更稳定的变种而已。”他还将这一观点推广到动物界。赫伯特教长认为，每个属最初只创造了一个高度可塑的物种，这些物种主要通过相互杂交，也通过变异，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见的所有物种。
1826 年，格兰特教授在他著名的关于淡水海绵的论文（《爱丁堡哲学杂志》，第 14 卷，283 页）的结尾段落中，明确表达了他相信物种是从其他物种演变而来，并且在变异过程中逐渐完善的观点。他在 1834年发表于《柳叶刀》杂志的第 55 次讲座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1831 年，帕特里克·马修先生出版了他的著作《海军用材与树木栽培》（Naval Timber and Arboriculture），其中提出了与华莱士先生和我本人后来在《林奈学会杂志》（Linnean Journal）中所阐述的，以及在本书中进一步扩展的物种起源观点几乎完全相同的看法。
不幸的是，马修先生的观点仅以简短的形式散见于一本主题完全不同的著作的附录中，因此一直未被人注意，直到 1860 年 4 月 7 日他本人在《园丁纪事》（Gardeners’ Chronicle）上主动提及。
马修先生的观点与我的差异并不十分重要：他似乎认为世界曾多次经历几乎完全的灭绝，随后又重新被新的生物所占据；他还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即新物种可能“在没有任何先前生物的模型或胚芽存在的情况下”产生。我对他的一些表述并不完全理解，但他似乎非常强调生活环境直接作用的重要性。不过，他显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自然选择原理的全部意义。
著名的地质学家兼博物学家冯·布赫在他 1836 年出版的杰作《加那利群岛自然地理描述》（Description Physique des Isles Canaries，第147 页）中，明确表达了他相信变种会逐渐转变为稳定的物种，最终失去相互杂交能力的观点。
拉菲内斯克在 1836 年 出 版 的《北 美 新 植 物 志 》（New Flora of North America）中写道（第 6 页）：“所有物种或许都曾经是变种，而许多变种正逐渐通过获得稳定而独特的性状而成为物种；”但他在后文（第 18 页）又补充道：“但属的原始类型或祖先除外。”
1843 至 1844 年间，霍尔德曼教授在《美国波士顿自然史杂志》（Boston Journal of Nat. Hist. U. States，第 4 卷，第 468 页）中，精辟地阐述了支持和反对物种演变与变异假说的各种论据；他本人似乎更倾向于物种会发生变化的观点。
1844 年，《创世的痕迹》（Vestiges of Creation）一书问世。在 1853年出版的第十版（经过大幅修订）中，这位匿名作者写道（第 155 页）：“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上帝的安排下，从最简单、最古老的生命形式到最高级、最新近的生命形式，各个系列的生物都是以下两种‘推动力’作用的结果：第一种推动力赋予生命形式一种内在的冲动，使其在特定的时期内，通过世代繁衍逐步提升，经历少数几个明显的组织等级，最终达到最高级的双子叶植物和脊椎动物；这些等级之间通常存在明显的结构差距，这也给我们确定物种亲缘关系带来了实际困难。第二种推动力则与生命力相关，在世代繁衍过程中，促使生物结构逐渐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例如食物、栖息地的性质以及气候因素等，这些正是自然神学家所称的‘适应’。”
这位作者显然认为生物组织的进步是通过突发性的飞跃实现的，而环境条件对生物的影响则是逐渐发生的。他以强有力的论证提出物种并非一成不变的产物。
然而，我并不认为他提出的这两种所谓“推动力”能够科学地解释自然界中随处可见的众多精妙的协同适应现象；例如，我们无法从中理解啄木鸟是如何逐渐适应其特殊生活习性的。这本书文风犀利、引人入胜，尽管早期版本中缺乏准确的知识和必要的科学谨慎，但仍迅速广泛传播。
我认为，这本书在我国发挥了积极作用，它引起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消除了偏见，从而为类似观点的接受奠定了基础。
1846 年，资深地质学家奥马留斯·达卢瓦在一篇短小但精彩的论文（《布鲁塞尔皇家科学院通报》，Bulletins de l’Acad. Roy. Bruxelles， 第 13 卷，第 581 页）中发表了他的观点，认为新物种更可能是通过伴随变异的世代繁衍而产生，而非分别独立创造的；事实上，他早在1831 年就首次提出了这一观点。
欧文教授在 1849 年出版的《肢体的本质》（第 86 页）中写道：“原型的理念早在那些实际体现它的动物物种出现之前，就已在地球上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至于这些有机现象的有序演替和进步究竟遵循怎样的自然法则或次级原因，我们至今尚不得而知。”他在 1858年向英国科学促进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到：“创造力持续作用的公理，或生物被预定产生的过程。”
草原象群漫步
在稍后的内容中，他在谈到地理分布时补充道：“这些现象动摇了我们原本的信念，即新西兰的无翼鸟和英国的红松鸡分别是在各自岛屿上独立创造出来的。此外，我们还应始终牢记，动物学家所说的‘创造’，实际上意味着‘某种他所不知的过程’。”
他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指出当动物学家将红松鸡这样的例子列举为鸟类在特定岛屿上独立创造的证据时，“他主要表达的是，他并不知道红松鸡如何、为何只在该岛屿上出现；同时，这种表达无知的方式也表明，他相信鸟类和岛屿的起源都归因于某个伟大的最初创造因。”
如果我们将他在同一演讲中的这些句子相互对照理解，就会发现，这位杰出的哲学家在 1858 年时，似乎已开始动摇他原有的信念，即无翼鸟和红松鸡是在各自的栖息地以某种“他所不知的方式”或通过某种“他所不明的过程”首次出现的。
欧文教授的这篇演讲是在华莱士先生和我本人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在林奈学会宣读之后发表的。
当本书的第一版出版时，我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被诸如“创造力持续作用”这样的表述所误导，以为欧文教授与其他古生物学家一样，坚定地相信物种是不变的；但后来发现（参见《脊椎动物解剖学》第三卷，第 796 页），我在这一点上犯了一个荒谬的错误。
在本书的上一版中，我曾根据欧文教授的一段话（同上书，第一卷，第 xxxv 页，开头为“毫无疑问，类型形式……”），推测他承认自然选择可能在新物种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现在看来，这种推测也是不准确且缺乏证据的（同上书，第三卷，第 798 页）。
此外，我还引用了欧文教授与《伦敦评论》编辑之间的一些通信片段，从中编辑和我本人都明显看出，欧文教授声称他早在我之前就已提出了自然选择理论；对此我曾表示惊讶和欣慰。
然而，根据最近发表的一些段落（同上书，第三卷，第 798 页），我似乎又一次部分或完全地陷入了误解。令我稍感安慰的是，其他人也和我一样，发现欧文教授的争论性著作难以理解，且前后难以协调一致。
至于自然选择原理本身的提出，欧文教授是否比我更早提出，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正如本书历史回顾部分所述，韦尔斯博士和马修斯先生早已先于我们二人提出了这一原理。
伊西多尔·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先生在 1850 年的讲座中（其摘要发表于 1851 年 1 月的《动物学评论与杂志》）简要阐述了他相信物种特征可变的理由。他认为物种特征“对于每个物种而言，只要其所处环境保持不变，这些特征就保持稳定；一旦环境发生变化，这些特征也会随之改变。
总而言之，对野生动物的观察已经表明物种存在一定限度内的变异性；而对野生动物驯化以及家养动物重新野化的实验则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这些实验还表明，这种变化甚至可以达到属的差异程度。”他在 1859 年出版的《普通自然史》（第二卷，第 430页）中进一步详细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根据最近流传的一份通告，弗里克博士早在 1851 年（《都柏林医学新闻》，第 322 页）就提出了所有有机生物均源自某种原始形式的学说。他的论证基础和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与我完全不同；但由于弗里克博士现已（1861 年）出版了他的论文《通过有机亲缘关系解释物种起源》，因此我在此就不再费力介绍他的观点了。
赫伯特·斯宾塞先生在一篇论文中（最初发表于 1852 年 3 月的《领袖》杂志，后收入他 1858 年出版的《论文集》）以卓越的技巧和力量对比了创造论与生物发展论。他从家养生物的类比、许多物种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变化、物种与变种之间难以明确区分的事实，以及普遍存在的渐进原则等方面，论证了物种的确经历了变化，并将这种变化归因于环境条件的改变。此外，这位作者在 1855 年还以渐进获得每种心理能力和潜能的原则为基础，探讨了心理学问题。
1852 年，著名植物学家诺丹先生在一篇关于物种起源的精彩论文中（发表于《园艺评论》，第 102 页；部分内容后来重刊于《博物馆新档案》，第一卷，第 171 页）明确提出，他相信物种的形成与栽培条件下变种的形成方式类似，而后者的形成则归因于人类的选择作用。但他并未说明自然界中的选择作用如何发生。
他与赫伯特院长一样认为，物种在刚刚形成时比现在更具可塑性。他特别强调了他所谓“目的性原则”，即“一种神秘而未确定的力量；对一些人来说是宿命，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天意。这种力量持续不断地作用于生物，在世界存在的每个时代，决定着每个生物的形态、大小和寿命，使之符合其在自然整体秩序中的命运。这种力量协调着每个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使之适应其在自然整体机体中应当承担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正是其存在的理由。”
根据布龙在《发展规律研究》中的引述，著名植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翁格尔在 1852 年发表了他相信物种经历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同样，早在 1821 年，道尔顿在他与潘德合著的关于化石树懒的著作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众所周知，奥肯在其神秘的《自然哲学》中也持类似的看法。此外，根据戈德龙在《论物种》一书中的其他引述，博里·圣文森特、布尔达赫、普瓦雷和弗里斯等人也都承认新物种不断地产生。
捕鱼翠鸟
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在本篇历史概述中提到的 34 位相信物种发生变化或至少不相信物种分别创造的作者中，有 27 位是专门研究自然史或地质学某一分支的学者。
1853 年，著名地质学家凯瑟林伯爵（《地质学会通报》，第二辑，第十卷，第 357 页）提出了一种观点：正如某些新疾病可能由某种瘴气引起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一样，在某些特定时期，现存物种的胚芽可能也受到周围环境中特殊性质的分子的化学影响，从而产生新的生物形式。
就在同一年，即 1853 年，沙夫豪森博士发表了一篇出色的小册子（《普鲁士莱茵地区自然历史学会会刊》等），他在其中提出地球上生物形态的发展演变。他推断许多物种在漫长的时间内保持了稳定，而少数物种则发生了变化。他认为物种之间的明显界限，是由于中间过渡类型的灭绝造成的。他写道：“因此，现存的动植物与已灭绝的动植物之间，并非由新的创造所分隔，而应视为通过连续繁殖而来的后代。”
1854 年，著名的法国植物学家勒科克先生在其著作《植物地理学研究》（Etudes sur Géograph, 第 250 页）中写道：“我们发现，对于物种的固定性或变异性的研究，直接引导我们走向了两位著名人物——乔弗鲁瓦·圣伊莱尔和歌德——所提出的观点。”不过，在勒科克先生的这部大作中，其他一些零散的段落使人难以确定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物种变异的观点。
1855 年， 巴 登· 鲍 威 尔 牧 师 在 其《论 世 界 统 一 性 的 论 文 集 》（Essays on the Unity of Worlds）中，以极为精妙的方式探讨了“创造的哲学”。他令人信服地指出，新物种的出现“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而非偶然事件”；正如约翰·赫歇尔爵士所言，“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而非奇迹般的创造”。
1858 年 7 月 1 日，林奈学会第三卷期刊中刊载了华莱士先生和我本人提交的论文。如该卷引言所述，华莱士先生在文中以令人钦佩的清晰性和说服力阐述了自然选择理论。
冯·贝尔是一位深受动物学家尊敬的学者，他在 1859 年前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见鲁道夫·瓦格纳教授 1861 年出版的《动物学与人类学研究》（Zoologisch -Anthropologische Untersuchungen），第 51 页）。他主要基于地理分布规律，认为现今完全不同的生物类型是由同一个祖先类型演变而来的。
1859 年 6 月，赫胥黎教授在皇家研究院发表了题为《动物生命中的持久类型》（Persistent Types of Animal Life）的演讲。
他在谈到这些案例时指出：“如果我们假设每一种动植物或每一种主要的生物类型都是在漫长的时间间隔后，通过独立的创造行为被创造并安置在地球上的，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这些事实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假设既没有传统或启示的支持，也与自然界的普遍类比相违背。相反，如果我们从另一种假设出发，即认为任何时代的物种都是由之前存在的物种逐渐演变而来的——尽管这一假设尚未被证实，且曾被某些支持者不幸地曲解，但它却是唯一得到生理学支持的假设——那么这些‘持久类型’的存在似乎表明，在整个地质历史中，生物所经历的变化幅度相对于它们所经历的全部变化而言，实际上是非常微小的。”
1859 年 12 月， 胡 克 博 士 出 版 了 他 的《澳 大 利 亚 植 物 志 导 论》（Introduction to the Australian Flora）。在这部重要著作的第一部分中，他承认了物种通过世代传承而发生变异的事实，并以大量原创观察支持了这一学说。
本书的第一版于 1859 年 11 月 24 日出版，第二版于 1860 年 1 月 7日出版。
《物种起源》所阐述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被誉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
19世纪30年代，达尔文乘贝格尔号舰进行了历时5年的环球航行，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采集和观察，并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一划时代的著作。达尔文首次提出了自然选择是演化的机制，并通过《物种起源》这本书证明进化论的真实性。进化论被恩格斯誉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1879年，法国著名昆虫学家让-亨利·法布尔买下塞里尼昂镇附近乡村一块荒地，种上百里香和薰衣草，邀请心爱的虫子们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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